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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西安不銹鋼管近年來，受澳大利亞“兩拓”等國際礦石企業挾制，中國鋼廠市場話語權缺失。人們在關注鐵礦石進口主動權的同時，卻忽略了國內鐵礦石的生產作用。國產礦是制衡國際鐵礦石市場的主要力量，在保護生態環境的條件下，應該盡可能降低開采成本，增加鐵礦石市場供給，發揮國產礦的制衡作用。

　　國產鐵礦石制衡國際礦企

　　盡管我國鐵礦石原礦產量一直攀升，由2001年的2.17億噸增長至2011年的13.27億噸，年均復合增長率為19.9%。但國內礦山品位低，開采成本高，最終導致鐵礦石需求嚴重依賴國際市場。2011年，我國鐵礦石進口量達到6.86億噸，10年間，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22%。進口量大幅增長，鐵礦石對外依存度上升，2011年我國鐵礦石的對外依存度為56%。

　　這一背景下，我國各界努力扭轉鐵礦石市場進口劣勢，但收效甚微，且不斷惡化。其實，能夠制衡國際礦企的，就是我國生產的鐵礦石。國產礦為鋼鐵行業提供原料，隨著鐵礦石產量的波動，對國際礦石市場起到制衡作用。當國際鐵礦石價格上升，獲利增加，國產礦供應量上升，從而抑制和削弱國際礦價的漲幅;當國際鐵礦石價格下跌，低于我國鐵礦石生產成本，國內礦企普遍虧損，國產礦供應量整體下降，從而對鐵礦石價格形成支撐。

　　國內礦山企業隨著鐵礦石價格波動而增減產量，從而成為影響全球鐵礦石市場的重要因素。

　　一是國產礦成本對國際礦石價格形成支撐。鐵礦石屬于資源性產品，其價格由供求平衡點上資源條件最差、生產成本最高的那部分產品的成本價格決定。環顧全球鐵礦石主產區，澳大利亞鐵精粉從挖出來通過火車運到裝船港口才約21美元/噸，加上海運和保險費用，運抵中國港口的成本還不到40美元，而目前，我國一些中型礦山企業的鐵精粉僅采選成本就在100美元/噸以上。從原礦開采到選礦脫水成品位在66%鐵精粉，國內重要的鐵礦石產區河北唐山的綜合生產成本在130美元/噸左右。所以，我國天津港進口的印度鐵礦石到岸價長期徘徊在130美元/噸上方，一旦接近或低于這一價格，鐵礦石價格將呈“V”字型快速反彈。

　　二是國產礦增產抑制國際礦石價格。盡管國內礦山資源分散、開采成本高，但國產礦占據原料供應半壁江山，在抑制國際鐵礦石價格方面發揮著主要作用。

　　這些年，國內加大了找礦力度，鐵礦項目投資增長。我國鐵礦采選業固定資產投資由2005年的282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1250億元，6年增長4倍。全國原礦產量亦從“十五”的年產4億噸猛增至13億噸。未來礦山建設步伐加快，挖掘老礦山生產潛力，我國鐵礦石原礦產量進一步增長，到2015年全國鐵礦石原礦產量將增至15億噸，達到40%的鐵礦資源自給率的目標。

　　礦山投資對國產礦產量增長起到決定性作用。此外，一定時期內鐵礦石價格上漲，價格杠桿會刺激短期礦石產量上升，增加市場供給量，減輕對國際礦石市場依賴。

　　既要環保也要降低開采成本

　　國產礦起到了平抑國際鐵礦石市場波動作用，但由于兼顧開采與環保的兩難，一方面消費需求引導開采力度加大，另一方面環保、稅收等因素抑制生產，決定了國家對鐵礦石的政策需要謹慎研究。

　　首先，需要減輕鐵礦石企業負擔，降低國產礦成本。我國礦山普遍存在品位低、伴生礦多等特點，原礦開采后，需要揀選等加工過程，大幅增加了礦石生產成本。而且礦石埋藏較深，大部分在地下100米以下，我國礦石開采成本都在100美元/噸以上。這與國際礦山形成鮮明對比，澳大利亞、巴西等國礦產，露天開采，品質高，礦石生產成本低至20～30美元/噸。受制于高昂的生產成本，國產礦難以增加有效供給。

　　國產礦開采成本高，又要求國產礦能夠制衡國際礦石市場。這種情況下，就需要保持國產礦一定的競爭力。但近幾年我國資源稅賦上調，今年2月份，政府上調了6種礦產資源的稅率，鐵礦石實際稅賦提高，每噸鐵精粉的實際稅賦至少上調了2元～3元。其實，上調國內大量消耗并依賴進口的鐵礦石稅率，增加了下游用鋼企業成本，明顯不如在稀土等國際需求更大的品種上征稅，將稅賦轉嫁到國際市場。

　　目前情況，可以有選擇地支持鐵礦石開采，建議降低主產區企業的開采成本，扶持河北、遼寧、內蒙古等產區的鐵礦石企業，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和開采的規模化水平。

　　其次，不能放松生產監管。我國礦山環境保護與綜合治理工作不到位，礦山環境保護成了死角。伴生礦不能得到綜合利用，被當作尾礦丟棄，造成了資源的嚴重浪費。此外，由于相互間利益牽扯，地方政府往往監管不到位。礦山開采后，連礦坑回填都成了問題，其他比如生態地貌恢復、水資源保護等難以完成，造成對當地生態的毀滅性破壞。調研發現，幾年來，當鐵礦石價格達到1200元/噸以上，華北地區部分礦山的開采品位能降到17%以下，如此低品位的礦石開采，經濟效益差，收益低，更難以指望礦山開采的同時注意保護環境。

　　鐵礦石生產面臨兩難境地，既需要保障環境，又要降低國產礦成本。因此，建議礦山管理從征稅向保護生態環境轉變，做到稅收征收不遺漏、環境監管到位和礦山綜合治理到位，政策向國內大型礦山傾斜，降低我國鐵礦石主產區的開采成本。